悼念学者型的新闻人—吴惠连先生

　　资深新闻人，美国史丹福大学新闻学教授吴惠连先生（William F. Woo），因癌症于四月十二日在史丹福帕罗阿托家中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史丹福大学失去了一位最为学子爱戴的老师，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新闻界也失了一个良师益友。吴先生在一九九九年出任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的访问教授，曾受聘于香港学术评审局，为珠海学院新闻系申请学位资格担任评审委员，他关心中国新闻业与新闻教育的发展，在香港和内地有很多亲戚、朋友、学生。人们叫他做「Bill」。

　　我首次知道 Bill 是在一九九零年，他获得美国亚裔记者协会（ＡＡＪＡ）颁发终身成就奖，当时，他是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信使报》的总编辑，第一位美国主流大报总编辑的亚裔，也是该报第一位非普利策家族的总编。前任是创办普利策奖以及这份报纸的传奇人物约瑟夫．普利策及他的儿子和孙子。

　　一九九六年再在媒体上看到Bill的名字，美国新闻界乱成一团，市场化的压力如乌云压顶。在中西部，底特律市一家大报千余记者编辑举行罢工；在南方，《圣路易斯信使报》换了出版人，要走比较商业化的路线。同年，Bill被逼离开《信使报》，到史丹福大学教学。

　　两年后一九九八年的六月，我准备到港大创建新闻课程，听到Bill在香港回归时曾花了三个月在港考察香港的新闻自由和有关问题，还写了个报告。我打电话和素未谋面的Bill谈了整整一小时，谈香港，新闻，中国......。我们同意香港的新闻自由前景固然值得关注，但更要提高专业水平，为新闻业提供支援。

　　一九九九年八月，Bill成为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的首位访问教授，那时中心寄居在邓志昂楼的两个房间，临时借了刘靖之教授的办公室给Bill使用。那年夏天，Bill和我策划课程，联系老师。香港是中国最自由的土地，我们没说，但都了解香港与大陆血脉相连，香港任重道远。

　　香港之旅点燃了他的中国情怀，其后Bill总抽时间每年一两次来香港和中国大陆各地讲学，为像我这样为新闻教育苦干的人打气。二零零一年底，他到五个大陆城市讲学，在上海、广州、成都等地谈「九一一」事件对美国报业的影响。Bill 强调，不论面临何种挑战，准确、公正、客观性等原则仍然是新闻业的基石。

中国情结

　　Bill的中国情怀，源自父亲吴嘉棠－一个三十年代在密苏里新闻学院取得新闻硕士学位的上海名报人。吴和Bill的母亲－一位堪萨斯姑娘在密苏里大学相遇，因为当时州内禁止与有色人种通婚的法律，两口子要到北方注册登记。学成的吴嘉棠与妻子回到上海，一九三六年生了长子惠连。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担任新闻系主任，并同时担任了《申报》的采访部主任以及《大美晚报》主编，在一九四零年代的上海名噪一时。抗战期间，吴嘉棠还因反对汪精卫政权而被列入黑名单，遭到通缉，一家人逃难寄居于上海当时最高的旅馆国际饭店。

　　Bill常提到父亲，文章也爱讲和父亲一起不多的日子。Bill出生那天，上海在日军攻击下到处起火，做编辑的父亲把要临盆的妻子送到医院门前，转身赶去主持采访突发的大新闻，曾是记者的母亲，只好自己步进产房。

　　在给学生的信中，也提到战时在上海的沦陷区，才几岁的他看着战机从顶上飞过、美国空军投下炸弹的情景。但他最不能忘记的还是父亲。战争结束了，父母的婚姻也划上了句号。母亲好不容易安排了乘搭从战舰改装的客轮去美国，家人都来码头送行－祖父母、叔叔阿姨、仆人和朋友们，只有父亲没来。

　　Bill写说，「当我问父亲在哪里时，有人说他在办公室。他们说他很忙，搞报纸就是这样子。」

　　「我的一生，投身新闻让我最为骄傲，新闻是我的最爱，我父亲的妻子要生产了，儿子远渡重洋，可能终生不会再见－但对父亲来说，新闻对他太重要了，对妻子、儿子的责任都没关系。」

　　「我想学父亲一样伟大，但我慢慢地有不同的看法，可能是因为我也做了父亲，我成为了人类的一份子......无论你像我一样干了四十年新闻，还是只做了很短时间，最关键的是你在一生中，做记者的光景有限，但做人是一生的。归根到底，『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这问题的重要性，大过于『你成了什么样的记者。』

学者型的新闻人

　　二战之后，吴惠连和他母亲搬到堪萨斯州。吴在堪萨斯州读了高中，一九五六年他还在读大学时，就在《堪萨斯城星报》做记者，一九五七年被正式聘用。一九六二年加入《圣路易斯信使报》，历任该报记者、驻外记者、华盛顿特派员、专栏作家、社论版主编和总编。在该报三十四年中，吴曾经三度被提名普利策奖和获选入围：一九七一年的全国性报导奖、一九七七年的外国报导奖和一九九一年的评论奖。

　　Bill是新闻界的先行者－哈佛大学尼曼奖学人、美国广播电视大奖皮博迪（Peabody）奖的全国顾问委员会成员、普利策奖多届的评委、美国报业编辑协会以及美国报业研究所的委员、白宫学人委员，并在一九九一年获得了密苏里新闻学院的荣誉金奖。

　　Bill在去世的数星期前，还在坚持教学。他也是史丹福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研究生部的代主任。他为人低调，连ＡＡＪＡ的颁奖宴会也没出席；皮博迪奖每年评审，乔治亚州州长在官邸为评审委员设宴，他避之不及。去世后人们发现他生前打动了无数个圈子G无数的人，同事、新闻界、学生、学界、政界、香港、中国大陆、东欧。《圣荷塞信使报》在网上开了一个悼念网页（http://www.legacy.com/MercuryNews/DeathNotices.asp?Page=LifeStory&PersonID=17401744），上面的留言让人心碎。约瑟夫．普利策的遗孀艾蜜莉．普利策说：吴先生是「一位伟人和一名伟大的记者。他和我丈夫关系密切，多年在一起讨论报纸的方向，共同决定《信使报》的前途和命运。」

　　《信使报》的发行人特伦斯．埃格尔说：吴惠连是一个「真正的绅士」－「他发自内心地热爱《信使报》，是一位专注负责的编辑、文笔优美的作家。他经常与我们分享对社会、生活尤其是家庭的思考，对《信使报》和我们行业来说，这真是悲伤的一天。」

　　去世前一年，Bill整理了他的专栏文章。满满的的八页目录，细读之下才发觉其实我对他知之甚少。原来Bill最爱莫札特，他的文章常引述文学作家，如E. M. Forster（福斯特），T. S. Eliot（艾略特）。我们太V忙了，只够时间谈新闻的话题。

　　在生命最后的几年，Bill花了很多时间沉思西方新闻业的危机以及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他是一个学者型的新闻人，每一个热爱新闻，善良和热爱生命的人都会怀念他。


＊后按：吴惠连先生的家人恳请亲友将纪念性的捐予赠款归香港大学，成立「吴惠连新闻教育纪念基金」，以资助中国大陆的新闻记者或学生到香港和美国进修。支票抬头请写「香港大学」，请注明捐给「吴惠连新闻教育基金」，寄「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