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通识的教与学：踏上「香港新高中学制」渡轮前的思考

　　这个暑假不太「懒」（中文科老师，请别生气），前前后后发生的、看见的、听见的事，逼使脑筋由缓慢至急速地转弯，要寻个道理、找个答案、觅个究竟。
有人说，解决问题的「时间表如何修订，路线图如何绘画」，在乎你的立场、观点与角度。因此，为求助你「客观一点」思考，在这里谈传媒通识教学，先告诉你，我头上戴的帽子、手上拿的兵器，和背负的包袱是什么。
　　虽然我在大专教学团队中的兼职角色微不足道，好好丑丑，也算是有份参与协助中学老师准备执教通识科的导师之一。人之患，好为人师。与中学老师并肩准备「新高中学制」通识科的实施，心态固然是同舟共济；实况是坐在「昨夜的渡轮上」，思考今天在教学层面碰到的难处和挑战，和预期将至的喜悦。温故知新，且战且学。
　　
「夜渡栏河再倚 ..... 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正如香港课程发展会主席、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黄玉山教授在某研讨会上指出，新高中课程设计的要点是，一方面在减少学生参加公开试次数的前提下，扩阔他们视野和稳固通用基础知识；另一方面是使同学有腾出来的时间作全方位学习和从事个人发展，而校方则在课程上积极提供多元、均衡和灵活的跨学科学习平台。他认为要具体达成这些改革目标，关键在于大学扮演的伙伴角色是否配合得宜。我同意。
　　通识科作为落实新高中课程理念的核心工具，在教与学上，不少中学老师都有一份「摸着石头过河」的忧虑。正因为中学老师绝大多数是在旧高中课程里长大，强调分析、批判和整合三位一体的跨学科学习（注：跨学科是一个方便但粗疏的华文翻译，在本文的应用上包括了multi-disciplinary, inter-disciplinary & trans-disciplinary三种学问层次。），对他们来说，这东西是有点匪夷所思的。更大的问题是，旧高中和大学本科的教育，仍然停留在赶学 「习」的层次，而非做学「问」的培养。似乎，真正做学问只是哲学硕士研究生（M.Phil）和博士生的事。
　　犹记得，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系读研究院的第一个学期，上的是李少南教授开的「传播学的多科际整合取向」讨论课，一学期十三周，每星期讨论一门学科与传播的关系，哲学、历史学、文学、经济学、管理学、市场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生物学、心理学、辅导学等等。据说，这门独特而超前时代的课，是美国传播学鼻祖宣伟伯教授（Wilbur Schramm），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前来香港协助中文大学开办传播学研究院课程时，指定要有的必修科。背后的理念是传播学正位于目前人类众多学问沟通往返的十字路口（crossroads）和学科整合的交汇处。那时，「通识」的概念还未家传户晓，但传播学早已定位为一种跨学科的知识训练。
　　据笔者个人的「偏」见，纵然新闻记者和传媒人没有受过「制度化的通识」训练，他们面对诸如「全球化」、中国和香港的「社会与文化」、「公共卫生」、「环境与科技」等科目，如果作为通识科学生，他们大多数是举重若轻的。究其原因，不论在职或在大学，认真的新闻和传媒工作训练，本身便蕴含着跨科通识学习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发「问」的触觉，和收集及处理资讯的技巧。
　　新闻传媒人所长的，就是不少中学通识老师感头痛的，即没有教科书，要自行搜集资料作教材、要留意时事和社会议题、要不断理解和评论不同的新观点和分析利益所在，而且永远没有标准答案。
　　
世事难料，足球和头都是圆的
　　世界杯开赛前，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在《香港家书》电台节目中以「波是圆的」，述说政治、社会、人生乃变幻莫测，正如足球是圆的，要知结果，直等到最后一秒钟。这名句哲理之深妙，在萤光幕上给法国足球先生施丹的「无厘头槌」一击，顿然「名上加名」，升价千倍。不单赛果和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表，如何阐释一个「头槌」现象，答案正确与否肯定没有标准，亦正如「一览众山小」的商台节目主持人陶杰所言，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通识」。通识之道，尤如「波是圆的，点踢都得」，天份之外，就是多踢、多踢、再多踢。当然，通识教育的基础学习方法是多看、多听、多接触不同资讯，加上多想、多讲和多写自己的分析和见解。不过，至于多点收听《光明顶》一类电台节目，能否有助学习「通识」，还要留待香港大学的吴俊雄、岭南大学许宝强、中文大学的吕大乐或马杰伟等「文化研究及通识教育」前辈提供学术上的定夺。
　　我关心的是一些中学老师的慨叹。就是他们听传媒界名嘴在咪前对社会时事和文化的月旦，或多或少产生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倾向自我误导「通识」是教不来的，学不精的，相信若把「通识」作为学科，评核之弊，更是千疮百孔，因为从某角度而论，「波是圆的，点踢都得」-「通识就是吹水」。

「踢爆吹水」的迷思，以传媒通识为例
　　如众所周知，像本文起首套用的「不太懒（冷）」食字伎俩和「吹水」、「踢爆」等传媒俚语，不独是中文老师教学上极力针对的问题，更是传媒通识科要发「问」题的地方。然而，两者关系如何，教「通识」的老师又要注意什么呢？当然不是答案的内容，而是如何建立分析现象的架构或称讨论范畴，与及怎样协助学生有效地聚焦回答研究架构内的问题。文字表达、分析、综合及评估等是学习的共通能力（generic skills of learning），自小培养，日后会否应用在考录政务主任的笔试上，纯属精英的个人选择，但在高中的通识科，学生能否掌握「传媒与我们之关系」的思维方式，就是传媒通识贯彻普及教育理念的成败所在。
　　日新月异，传媒与我们固然每天都在变，但分析流动的现象，可运用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架构之演化，相对来说是缓慢的，大抵来说，是一种大学知识的下滴效应（dribble down effect），是可以学得来的，这就是消除「通识迷思」恐惧的第一步。
　　不论是资料的整合推演、批判思考，抑或建构甚至「解构」现象，通识教育都是有学习目标和框架的，绝非心不在焉的「漫游」和东拉西扯、废话连篇的「吹水」。显著的分别是这种新学制采用的通识框架，不是以往所谓铁板一块、考试导向的「是你不是」(syllabus／课程纲要)，「是你要考的东西，才教才读才背，不是就一声Hi，一声Bye好了」。着重建立灵活有弹性的概念架构是以「问题为本」的学「问」模式（problem-based learning），什么要教要读和要「背」，取舍的标准是它会否有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回答某类或某个领域的问题。学习如何判断什么有助解题，本身就是「学会学习」（learning to learn）的重要一环。明白这点，是走出胡思乱想的「通识迷宫」的第二步。
　　具体而言，目前的中学通识课程，传媒专题教育要同学掌握的，是以下三大讨论范畴：第一，对个人来说，传媒如何及传递了那些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包括对人际关系和身份认同诸如性别、社群和民族家国的影响）？第二，在本土和国际层面，传媒如何影响社会发展和变迁（例如流行文化、环境和政制），反过来政治、经济和文化又如何影响（香港）传媒的运作和质素？最后，自己作为社会公民，针对传媒这种社会制度，可以怎样和应该如何参与？别人呢？
　　准备执教传媒通识的中学老师，请不要被网上流传的「巴士阿叔通识学」、「森美小仪通识学」和「妇人治港通识学」搞得头晕转向，胆战心惊。这些杂踏多姿的讨论来来去去都是以上述问题架构，回应潮流现象的「论述」。大家多读几篇社会学、文化研究和传媒认知（或称为传媒识读、媒体素养、媒体公民教育，即media literacy）这类课本和理论文章，也可跟得上，不必望而生畏。相反，我们不妨用评阅通识考卷的方式，检验一下这些传媒文化人（包括笔者这篇文章）讲的写的是否掌握事实资料，从而构成有效度、有理据的论点。对于富争议性和复杂性的议题，有否以多个角度去审视和评鉴各类信念和看法。当然，很多时候，传媒文化人有敏锐的时事触觉、生花的妙笔，但限于死线和篇幅所限，讨论是极偏颇的。更差劲的是只有一知半解但能唬人的概念，和吸引读者和听众的噱头，这些所谓「忽然通识」的产品，是通识科学习路上的最佳反面教材和批判对象。

真正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如何可能？
　　回想今年四月杜鹃花开，中学高考和大学本科考试来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他在白宫餐会上引用了杜甫「望岳」的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来表达中国会以长程的观点来审视国际问题、社会机遇和时代变迁带来的挑战。目前，香港新高中课程改革也面对一连串的问题、挑战和机遇，分别是我们有没有以长远眼光开展对改善香港教育的期望。三改四的大学学制，真的能配合中学通识改革的努力吗？还是会把学生打回原状，徒然让大学生腾出更多空余时间来赚外快，是我作为大学教育团队的一份子，踏上「香港新高中学制」的渡轮前夕，心中更大的隐忧。
　　补充一句，在《传媒透视》谈通识是合情合理的。须知道，教统局课程发展组委托香港理工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编写的《综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学习资源册：选修单元三--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当中就节录了多篇发表于《传媒透视》的文章作讨论范例，例如包括有香港理工大学的何国良、香港浸会大学的陈家华、李月莲和岭南大学的梁旭明撰写的评论或研究，与及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钟庭耀和彭嘉丽发表的电视节目欣赏指数调查等等。换句话说，《传媒透视》在香港「新高中学制」通识科的教学发展路上，早已留下几个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