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我选择了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作为个人学术生涯的起站和中点站。中大十六载的教学、研究和行政提升了我的学术和眼界,为我在大学的事业奠基,接着我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新闻学系任职,在那儿渡过了愉快的三年半,也补充了我原先只有北美教研经验的国际视野。一九九五年一月,抱着理想兼返港会友的心理,我应聘出任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讲座教授兼院长,我就这样回流香江,而且没想到一任就是七年又八个月,比我在中大任新闻传播学系主任还多出了两年八个月!
学术生涯的起点与中点站
在一九七五年,中大也刚搬入沙田校园还不到一年,老师、学生不多,全校至多只有四千人。校园的林木不密,新亚和联合书院的山头更是童山濯濯,建筑物也稀稀疏疏,刚改名的新闻与传播学系设备几乎「全无」,老师只有五、六位,一班学生也只二十名左右。在中大,我办公的第一个地方在总图书馆的地下室(现在是停车场),昏昏黑黑的照明,真有点像从事「地下工作」!后来碧秋楼第一期落成,我们搬了进去,才算「得见天日」!不到两年,我们又搬到新亚书院人文馆,先是在一间可以眺望吐露港的办公室,在寒流来的时候,穿了绵袄、开了暖气,依然觉得寒气逼人。一九八六年夏我出任系主任,我又搬了一次办公室,一直到一九九一年六月底我们迁居澳大利亚为止,我都在这间阳光充沛、温暖如春的办公室渡过。
在中大,我做过研究员、讲师、高级讲师,担任过研究中心副主任和系主任等行政职务;此外,我和内子还做过新亚书院志文楼的舍监,离任时宿生会还送了个似乎「褒贬兼具」的「威镇志文」纪念牌给我们夫妇。
作为个人学术生涯的起站,中大的教研环境提升了我的视野,也让我交了许多良师益友,优美的校园更为我们一家提供了「全息的」(holographic)生活环境。一九八九年五、六月,大陆的民运及中大师生的热烈响应,为我们全家上了堂活生生的民主爱国课,我们和香港居民一起笑、一起哭、一起怒、一起怕!充满希望的民运以和平始而以屠杀终,改变了不少国人的命运,许多港人选择「一走了之」,我们也卷入了移民潮!一九九零年秋,昆士兰大学新闻学系聘我为教授,次年七月我们举家迁居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布市气候宜人,昆士兰大学在圣露西亚的校园典雅清丽,春天(十月)紫花树jacaranda盛开,大学池旁更是遍地落英,叫人留恋。我和昆大新闻系的师生相处融洽(一直到现在我都是该系的荣誉教授),内子则在大学教中文,孩子也先后入读昆大,一家人可说爱上了美丽的「袋鼠国」,我和内子也有意在澳大利亚退休。然而,香江的朋友,加上一九五零年播下和已培养出来的「香江情种」却催促着我,叫我回应浸会大学招聘传理学院院长的广告。于是,一九九五年元月二日,我加入了传理学院,一眨眼就过了十二个年头!
革故鼎新,学与术并重
对浸会大学和她的传理学院我并不陌生,深知传理是浸会大学的「招牌」学科,当了院长,不少朋友常问我的一个问题便是「秘诀何在?」我总回答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不是客套谦虚,而是实话,因为没有早年教师的辛勤和优秀校友的建树,也就没有今日的传理学院。九十年代中以前,浸会大学以大学本科教学为主,九十年代中以后,才逐步在研究教育上着力,传理学院也不例外。院长任内,「革故鼎新」是我的施政方针,在学院过去于大学本科重职业技能的传统上,我加强了学和思,将课程从只重术变成「学与术并重」。过去教学是学院教师的唯一重任,如今教学之外还要研究,而且还要研得好。教、研并重也是我院长任内推动的核心政策,有仅以术见长的同事不同意我,有的还反对我,有些升不了级的同事还在背后或当面批评、指责我。回首过去,展望将来,我依然坚信大学不可以只教不研,大学里面能教能研又能服务的同事所在多有,他们得到奖励,理所当然。只教不研或教优而研缺的同事,没理由要求用不同、或更低的评审标准,否则这不能叫公平,更非大学之道!
新传系三十年变迁
一九七五年我加入中大时,新传系刚转为四年,大概只有六十名大学本科生,两年后开办哲学硕士班,只收了四名研究生。一九九一年夏,我离开中大时,新传系已有近一百七十名大学本科生,哲学硕士生已有十名。今天,新传系早已成了新传院,有两百四十名大学本科生,二十多名哲学硕士、博士生,授课式的硕士课程有五种之多,约两百五十名学生!我一九九五年初到浸大传理学院的时候,学院只有一名哲学硕士生,到了千禧年,学院的研究式硕、博士生已有十五名。一九九六年九月,以「综合传播管理」 为授课核心的文科硕士班开课,今年是十周年整!目前学院共有四种授课式硕士班,在学的硕士生也从十年前的二十名增加到一百四十多名研究生,加上四百五十多名大学本科生,浸大的传理学院也长大成人了!一九九零年秋,在中大就读的两位复旦大学毕业生成了来自大陆最早的传播学研究生,今天,在两大就读传播学的大陆研究生至少占全体研究生的三份一,使学生的组成变得多元,在课内外丰富了学生的眼界和学习。
学生人数增加是众多变迁中最容易见到的,无论在中大或浸大,香港回归非但没有吓退年轻的学生,新闻传播却成了「显学」,若非名列前茅,根本摸不着、进不了新闻传播学院的大门!中大的新闻传播学院向来就「学研并重」,一九九一年,首次两岸三地传播学术会议在中大召开,开与内地传播学界交流之先河。如今,两校的学术交流对象已跨出台湾和大陆,穿洲越洋,遍及美欧。在浸大十二年中,传理学院的学术也有了精进。刚来的时候,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员不到二份之一,如今没有博士学位的已屈指可数。教学和研究并非对立,向来是相辅相成的,我初上任的时候,仍有同事怀疑研究的意义,现在则已绝无仅有了!
近二十年内,中大新闻传播学院和浸大传理学院召开了不少地区性和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每年有一个、甚至数个。两间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召开学术和专业的会议,教授们出席学术和专业的会议,一则可使同事和来自各地的同行交流、切磋,再则也大大地提升了学院的声誉。如今,无论是在香港、台湾、大陆或海外,中大新闻传播学院和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已经颇具名声,报读两间大学本科或研究院新闻、传播学课程的外地学生以及来两院访问、讲学的学者越来越多,都是明证。
香港的大学本科学程只有三年,这是不够的,好在数年后就要改回四年了,虽然太慢了些,方向则肯定是正确的。在研究教育方面,香港分为研究式和教学式两种,前者硕士学位读二年、博士读三年,可领取政府的奖学金,后者只有硕士班,全职读一年,兼读读两年,且自负盈亏。我对此硬性分法和规定求学年份长短深不以为然,难道研究式的硕、博士生就不该上课而教学式的硕士生就不该研究?据我所知,在办学有成的外国大学是没有这种僵化分法的。在香港,有些大学并不全依足此模式,我认为香港应该认真思考,革新这种已落伍的一刀切研究教育制度,并作通盘的系统检讨,使研究教育的素质再上层楼!
高等教育应高瞻远瞩
在长达三十一年的大学生涯里,我从事教研和兼行政工作的时间大约各半,真能令我心动的是「老师」和「教授」的身份,至于「系主任」和「院长」,那只是工作需要。回头看,系主任和院长的头衔是一时的,老师、学者和教授才是永恒不朽的!行政乃必要之恶,操心、吃力、费时兼不讨好,且妨碍个人的教研。和十年、二十年前比,大学行政变得繁杂非常,这固然是社会变迁和全球化的影响,但和其他各地比,本地高等教育行政之繁杂则似乎又有过之而无不及!
香港原本只是块大石头,能从小渔村发展成世界级的大商埠,开放和包容功不可没。香港的大学能取得今日的成就,也得归功开放和包容,大学教授来自五湖四海,择优而任,华洋并用,各教所长、各研所专,而百家争鸣,思想撞击而不攻击,为创造发明提供肥沃的土壤。香港的大学历史不长,成就不少,假以时日,当能续攀高峰。
近十多年来,香港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有不少急功近利的举措,以前大学同仁只要埋首教研,如今教研之余,除了应付政府的各种评鉴,还要搞宣传、公关。其实,这些表面的虚功夫,严重侵蚀教授教研和与同学交流切磋的时间, 也予人评鉴好、多上报,大学就办得好的假象与错觉。「尖子」当然应该是教育和培养的对象,但教育中等资质或顽劣的学生也不可疏忽,前者的成效显而易见,后者的成效则隐而重大,对社会言,两者皆不可缺!社会和传媒本就喜欢就大学和大学生评头论足,但教育当局白纸黑字地标签大学和学生,则非「有教无类」的教育之道。高等教育本应少食人间烟火,多点特立独行,才能高瞻远瞩,批判进取!不幸的是,如今课程设计向实用挂帅倾斜,教师、学生多受人间烟火熏陶,实非已十分重商、重利的香江之福。政府高教决策当局,真得该好好思索,重利轻义和只讲短期成效的教育指导思想,不利香港各大学的科研发展,也不利香港的整体发展!
见证香江传播教研茁壮发展
六岁多时我离开大陆,在台湾成长、就学一直到读完研究院赴美留学共住了近二十年,在香港居住、工作则近三十一年,对两岸三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三地的治乱、进退都能牵动我的心弦。我非常庆幸,能利用香江的特殊位置,为两岸的新闻传播学术界做了点桥梁的工作。在中大十六年,我们的孩子开心地成长了;在浸大十二年,我们的孩子快乐地成家立业了!中大和浸大是香港新闻与传播教育的重镇,我非常荣幸先后在两校服务,参与、见证了这两间大学及她们传播学科的茁壮和发展,亲睹两校对香港传播教研的贡献。在中大,我任系主任,差不多是「无为而治,坐享其成」;在浸大,我担任院长,面对大学转型与提升,我则「革故鼎新、苦甜兼尝」。对香江、中大和浸大,我有着深浓的情意,怀有无限的谢忱!在我的记忆里,香江、中大和浸会比重都很大!退休了,内子与我将会离开我们喜爱的香江,回到我们也热爱的台湾,以便就近照顾内子的父亲和我母亲的晚年。回到台湾,我将「退而不休」,新学年度起续在母校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