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纵与连横：香港电影业的百年盛衰

执笔之际，周星驰影片《功夫》正是城中一时话题。投资者哥伦比亚公司眼光准确，「以华制华」的投资策略攻占了亚洲各市场；周星驰的眼光亦十分准确，选取「Kung Fu」这吸引外资的题旨，把喜剧与动作、怀旧与科技合一，攻占西方市场。周星驰擅于经营名利，其精明商业头脑实不下于他的搅笑创意。

其实，电影不单是一门艺术，它也是一种商品；既有商品，便有商战。电影商战的主战场（绝不单是影片的制作质素）其实是在发行、放映这两环节上。香港曾是（仅次于美国和印度）全球第三大的电影制作中心，其出口量更一度压倒以内销为主的印度，与美国分庭抗礼。香港这偏处一隅的城市也正好见证了影视业在制作、发行、上映三大战场上激烈的合纵连横。


香港电影的孕育

香港电影制作、发行、上映秩序的结合，其实要在二十年代才慢慢形成。电影在二十世纪初传入香港时，「院商」 (戏院经营者)及「片主」 (影片制造者)的合作关系并不稳定，华人院商也不热衷于投资本土制作以换取上映权。华人「院商」及「片主」的合作关系要到欧洲爆发第一次大战后才出现。

早自电影传入中国后，便冒现了上海、香港两中心的双轨发展，香港屈居上海之下。至中日战争爆发，上海资金和人才纷纷南逃香港，中国电影的重心才慢慢南移香江，南下影人也纷纷开展国语片制作及放映业。可是，战后的香港国语片业既受制于左右两派的政治角力，也被国、粤两种方言的壁垒所困。长城、凤凰、新联等亲左电影公司、永华等亲右电影公司，不时均陷入经济危机；左派影人的「读书会」、右派影人的「自由总会」虽活跃于影圈，但两派势力却始终敌不过市场。随星马资金慢慢流入香港影市后，左右两派的电影势力便渐退下火线，星马资金追捧的粤语片亦一度成了香港电影外销的主流。

随战后东南亚经济富庶起来，星马华侨对粤片的需求急增，星马遂取代中国内地，成为港产片的最大市场。五、六十年代的粤语影坛，尤流行「卖片花」到星马地区。在开戏之前，制片商只要以片名、卡士便可先行出售星马版权，无本亦可依靠「卖片花」生利。片花潮下，粤语片工业流行小本制作，大量生产，年产达二百多部，香港电影的流行类型(功夫片、武侠片)早在这年代便全部冒现了。动作片兴起后，对白变得次要，更有利港产片开拓非粤语区市场。此时粤片制作异常蓬勃，但蓬勃的背后，粤片工业的结构却隐伏危机----在星马热钱充斥下，市面涌现无数小规模、山寨厂式的制作公司，以游击战术、小本快拍取胜；但随六十年代末，东南亚民族运动兴起，电影进口限制立即使热钱消失，令「片花潮」迅速退下，没有自己发行渠道的小型粤片制作商顿失财源支柱，香港粤片业亦在 六十年代末进入历史低潮。


大片厂制、外判制的交替

步入六、七十年代，我们目睹香港电影业结构出现巨变：邵氏的片厂制度、嘉禾的外判制度迅速交替。有别于山寨厂式的粤语片工业，邵氏与电懋两大片厂原为星马的两大发行商(陆运涛家族的国泰院线、邵逸夫家族的邵氏院线)，为稳定片源而北上香港，建立片厂，直接投资电影制作，其运作恰似荷里活的「垂直整合」形态 ---- 包办了生产、发行、上映三大环节。

邵氏与国泰(旗下为电懋公司)两雄称霸，闹出不少挖角争夺和影片双胞案，但亦带动起国语片的黄金时期，大型片厂制被推至高峰。但自一九六四年，陆运涛在台湾撞机身亡后，电懋即不战而溃；邵氏乘时一枝独秀，垄断了市场，邵氏除制作电影外，亦自行经营包含明珠、伦敦、翡翠、文华等戏院的两组院线，采「钳形攻势」进占影市。但自七十年代中，邵氏锋芒却渐被新兴的嘉禾所掩盖。

邹文怀在一九七一年离开邵氏后，即成立嘉禾，设立院线，渐采用弹性方式外判制作，与李小龙的合作更是名利双收。反观邵氏片厂，却遂渐停止流水作业生产电影，收缩电影业务，把院线租给潘迪生的德宝公司，邵逸夫亦转向投资电视广播。嘉禾电影的兴起正好反映七十年代香港电影业的一项重大转型 ：从邵氏代表的「片厂工场制」过渡到嘉禾代表的「外判式卫星公司」制度。随嘉禾兴起及邵逸夫转营电视业，粤语片也在七十年代中复苏。电视与电影工业在人才、制作和组织各方面的结合也愈来愈紧密。

步入八十年代，嘉禾代表的外判制度渐成市场主流，以院线制度为基础的产销秩序亦渐巩固，不少影圈外的投资者加入影市，组成院线，投资电影制作(如九巴雷氏家族的金公主、迪生公司潘迪生的德宝)。地产商陈荣美家族亦在八八年组成新宝院线。为稳定片源，这些院线公司都拨出资金支持电影制作，造成嘉禾、新艺城、德宝三院线鼎足而立的结面∶(一)嘉禾支持的徐克电影工作室、成龙的威禾、洪金宝的宝禾等公司；(二) 金公主院线支持麦嘉、黄百鸣、石天组成新艺城；(三) 潘迪生经营的德宝院线支持洪金宝、岑建勋成立德宝制作公司。以上制作公司的骨干多是兄弟班（如袁家班、洪家班、麦当雄兄弟、黄百鸣与麦嘉），在院线老板支持下制作电影，以出品人公司(投资者)与制作公司(生产者)合作摄制电影，并以影片的上映、卖埠、分红权交换。这种制作方法与昔日邵氏片厂制度大不相同，片厂制消失后，经理人制度及制片人制度则应运而生。与此同时，电视工业亦为电影圈提供不少人才，造成「新浪潮」，壮大独立制片大军，这些以小本挑战大财团的独立电影公司，往往在短短数年内，便成为嘉禾、金公主等大财团的卫星公司。


两岸三地的整合

自八十年代，香港电影工业与中国的联系渐变得紧密，港商尝试利用联营公司与内地片厂合作，透过内地廉价的制作成本、丰富的自然景色为本地电影业加入新元素。这种以院线制度为基础的产销秩序，正是八十年代香港电影制作与放映业畅旺的主因。但影业畅旺也令明星、导演、美术指导和动作指导薪酬急涨。随制作成本上升，港商纷纷寻求台湾、韩国、印尼及其他东南亚资金支持，为讨好外埠片商，港片多跟风拍摄新艺城式喜剧、黑社会及英雄片，电影工业渐被外埠市场牵着走。

台湾热钱涌入亦造成九十年代香港影业的高峰和低潮。步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台湾及韩国热钱纷纷涌入，造成「卖片花」热潮。在九十年代初，如每部刘德华及李连杰的影片皆可在韩国卖得一百至一百五十万美元版权费，而热钱涌入亦令影业急剧扩张：原以院线为基础的产销秩序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二 年间急剧膨胀。除金公主、金声、新宝、嘉禾院线外，永高及东方院线亦先后在 一九九二 及 一九九四年加入战圈，港产片院线多达五组，以每院线全年需片三十部计，五条院线每年便急需影片一百五十部，供过于求造成影市严重超载，票房下跌，在跟风拍片循环下，明星片酬再被抢高，更一度导致台湾片商杯葛港星，抵制港片。随影片制作与院线秩序脱钩，不少电影公司和院线被迫结业，影市异常萧条，情形类似六十年代香港粤语片的「片花」潮。热钱令影业急剧扩张，待票房大跌，热钱知难而退后，市场又迅速萎缩，影片产量亦由一九九二年的三百多部下跌至一九九七年的少于一百部，部份影圈中人更宣称「香港电影已死」。


多变复杂的新秩序

在九十年代后期，媒介日新月异，电影放映形式亦经历革命性改变，电影传统的播映流程和回本周期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影片从戏院获得的盈利持续下跌，反而从影碟、影带、电视版权获得的收益却持续上升，推翻了戏院作为「第一窗户」的优势；戏院商作为电影投资人的优势亦随之动摇，影业市场不再是以戏院放映为主导。为稳定片源，美亚、海岸、中国星及东方魅力等影碟、影带、网页公司也一度投资电影制作。一九九九年末，东方魅力及中国星更抓紧网股热潮，趁股价飙升在市场吸取大量资金，并把部份热钱转化为电影及电视制作的资本，以「内容供应商」姿态投入影视业。这些公司的集资方法不尽相同，但都极欲建立一个「垂直整合」架构，包揽制作、发行及上映三环节，只是在九十年代，所谓「垂直整合」中的上映环节已不单指戏院上画，所谓「上映」的含义己变得很复杂了。

步入廿一世纪，「去国多年」的香港电影遇上身份危机，面对巿场困局，憧憬扣开中国大门，在国内开垦自己的应许地，而影视业在制作、发行、上映三战场上的合纵连横，亦移师到一个更幅原广大、政治因素更多变复杂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