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天空」美丽吗？

　　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历经解严与动员戡乱时期终结之后，台湾整体政治环境渐趋开放；在媒体政策方面，实行达四十年之久的报禁也随之解除。执政当局虽然解除了平面媒体的市场进入限制，但对于广电媒体、尤其是无线电视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则在巩固政权考量与既得利益团体压力下，坚持不肯放手。

　　不过，民间社会仍然透过成本低廉、移动方便、操作简单与互动性高的另类的媒体—录影带、地下电台、非法线缆电视，作为反对运动的工具。这些传播科技不同的特质与功能，在内容上跳脱了异议性政论报刊以政治运动为主的言论取向，开始重视地方的民意与文化，以及不同的社会运动诉求。

　　与此同时，台湾民间的媒体改造运动同时进行，因此，不论是透过非法途径播音的地下电台，或者是民间团体推动的「党政军退出三台运动」，都将媒体改革的诉求仍集中在「释出频道」与及电波合理分配等议题上。

地下电台的政治与社会意义
　　九零年三月民进党秘书长张俊宏为突破媒体垄断，全力打破广电禁忌，陆续在中和、高雄、三重、潮州等地设立「民主之声」广播电台，虽然在半年内被抄台，但此举却打破国家机器声称的「频道已满」的神话。一九九二年年底，张俊宏成立「全民电台」，并在其立委办公室内，利用二十五瓦功率的发射器，于九零点一兆赫，向台北地区进行收音机广播，全程报导立法院问政实况为主。隔年十一月，引起各政治势力及社会的全面注意与跟进的「台湾之声」正式播音。

　　事实上，在「台湾之声」引起注目之前，九二年的选举期间，当时的省议员周慧瑛与立法委员谢长廷便已合作过一家台北县市都能收到讯号的地下电台，不过，这个电台主要是为了突破选举时国民党新闻垄断而设，选举过后便停播，然而，这样的作法也让地下电台和反对党与选举活动有了更密切的互动。这些地下电台的陆续出现，让许多人意识到广播的影响力，同时随手可得的频率、低廉的成本诱因，以及强大的宣传效果，也吸引反对运动者及有志于年底参选的政治人物，透过地下广播宣扬自己的理念。

　　地下电台与选举运动结合的魅力，吸引到的不只是具有「党外」传统的民进党支持者，各个政治势力包括新党、脱离国民党参选总统的林洋港等，也有感于此媒体的强大影响与动员力，亦纷纷设立电台为自己造势、发声，甚至连当时执政的国民党也一度想推出自己的地下电台。地下电台因而自九一年开始，便成为不同的选举活动的动员工具，并促发党派与省籍间的严重对立，虽然如此，这个非法的电波媒体，却为台湾封闭已久的广播天空带来罕见的多元声音。

　　政治选举虽然是带动地下电台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此种媒介的灵活与机动的特性，以及藉由电话call in所产生的互动功能，使得听众与地下电台间建立了特殊的交换网络，与主流媒体迥然不同，他们之间并非单向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让受众不再只是受众，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言论自由的实践者。

　　因此，听众不仅能够参与论述的生产，同时电台与观众的关系经由彼此的互动而更为密切，甚至部份听众会在地下电台面临取缔的危急时刻挺身护台。

　　然而值得注意的，除了具有政治反对运动的意义外，地下电台也关注到弱势的声音，呈现了边缘与非主流色彩。不受社会重视的原住民、劳工、妇女、同性恋等团体不但在地下电台中有发声的机会，同时也拥有自己专门的电台频道。例如，「宝岛新声ＴＮＴ」在合法之前便结合过一百多个社团，做过1500个小时的文化节目、2000个小时的教育节目、1500个小时的社会福利节目、2500个小时的妇女儿童弱势团体节目、1000个小时的环保节目、4500个小时的公共政策及公共事务的节目，这份成绩单远远超过合法电台。这也使得地下电台展现出和过去媒体反对运动的截然不同的风貌，亦即，除了作为政治言论异议者、选举活动造势者，以及本土文化的提倡者外，地下电台更扩大对边缘弱势者的关怀层面，进而企图颠覆与冲撞资本主义与父权体制的坚固牢宠。

新自由主义下的结果
　　一九九二年十月，新闻局公布了地方调频电台开放的时间表，隔年二月公告开放二十八家调频中功率电台，十二月十一日，新闻局电台审议委员会公布第一梯次中功率电台审议结果，共有「全民广播电台」、「台北之音」、「大众电台」等十三家电台获准成立，这也是台湾冻结频道申请以来，首波开放的广播电台，接着新闻局陆续完成十梯次一百五十一家电台的筹设。

　　无可否认的，台湾媒体解禁和民间的社会及政治运动冲撞密切相关，然而有趣的是，这种冲撞党国的反对力量、要求媒体开放与言论自由的呼声，却巧妙地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思维接轨。换句话说，在民间社会的媒体改革呼求，以及国家自身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外，如何配合国家发展扩大产业利润，促成市场「自由」竞争，以利加入世贸组织，是台湾媒介解禁的另一重要考量。新自由主义的趋力与目的，一方面开放台湾天空，但其主张采取市场作用和利益最大化、非市场制度作用的最小化政策，强调民主的政府不该干涉市场，而应遵守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和私有化等市场原则，也使得台湾广电媒体政策因为强调自由竞争而缺乏完整规划及合理分配，陷入大吃小、强吃弱的丛林法则，甚至连曾经在地下电台昙花一现的多元声音，也成为短暂美丽的泡影。

　　依当时开放的电台功率来看，新电台主要的目的是作为地方媒体及特殊社群（指定用途电台）所用。虽然，这些地方媒体的营运计划，信誓旦旦地将自己定位在地方媒介或为特殊社群发声的管道，但在强调资本实力的无情市场环境中，除了少数资金来源较为稳定的经营者外，原本属于「地方」的广播电台，大多逐步沦为大型广播商业电台「全国」联播网的转播站，播出同质且流行的全国曲调。广播电台变调与集中化现象主要症结，不仅在于经营者放弃原有的经营理念，而是这几年国家在强调自由市场机制的政策思考下，忽略了对弱势发声及多元文化媒体环境的保障。换句话说，台湾市场小、媒体多，过去广电政策过度开放、放任竞争的结果使得许多电台因为经营困难，「市场放任」原则，缺乏整体规划，迫使电台之间弱肉强食，必须依附大型电台参加联播，或者被地方政治和私人经济利益所把持，不仅多元与地方的言论遭到挤压，同时过度竞争的结果，市场上也充斥着大同小异的商业化节目。

　　媒体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必要基础，地下媒体也是打破媒体垄断的必要手段，然而，台湾媒体的开放政策虽然大大开启了言论自由的空间，但缺乏完整的规划与分配，致使媒体从国家垄断转而成为财团垄断，这两种垄断都是多元意见表达、多元文化展现、弱势群体发声，以及公共事务讨论的阻碍。

　　民间社会争取开放天空，除了必要的冲撞过程，恐怕有时也得同时思考，如何让开放的结果更符合公平正义，不让媒体陷入另一种新的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