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传媒侦查报导工作坊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也是历史的源头。那么，侦查报导就是法律的初稿，改革的源头。」七月中，亚太广播发展研究所（Asia-Pacific Institute for Broadcasting Development，简称ＡＩＢＤ）在曼谷举办了一个有关侦查报导的工作坊。一连五天的工作坊，让一班来自亚洲的电子传媒记者，共同探索侦查报导在亚洲的发展。

菲国侦查报导促使总统下台
　　主讲者是来自菲律宾、一位曾任职菲律宾侦查报导中心（Philippines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资深电视记者。不说不知，菲律宾传媒在侦查报导的发展比邻近地区进步，原因与他们的历史有关。菲律宾经历马可斯的独裁统治二十年， 以强权垄断新闻，传媒受镇压，记者被逮捕。电视新闻只会播出有关马可斯的「好新闻」。物极必反，八十年代初，地下媒体开始蓬勃，新闻工作者冒险出版独立报纸，以另类新闻暴露马可斯政府的问题，亦藉此壮大了菲律宾的民主运动。一九八六年，马可斯下台后，新闻自由得到释放。记者可以自由地写，而不用担心被审查、被监禁。不过，释放出来的自由很快就走向另一个极端。媒体之间的竞争，记者本身对操守认知的不足，令菲律宾社会开始质疑传媒滥用新闻自由，并对传媒的公信力失去信心。

　　当时，一班新闻工作者意识到，每天流水作业式的新闻报导难以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给记者进行深入报导。很多时，为了赶新闻，一些未经查证的报导也会刊出。而传媒企业老板的个人取向及与外界的利益关系，有时亦会限制了报导的编辑方针。这班记者，经历过传媒被戴上口罩的日子，深深明白到社会需要传媒担当监察的角色。为此，他们于一九八九年成立了菲律宾侦查报导中心（ＰＣＩＪ）。这是一所独立于传媒的机构。侦查报导中心聘用几位专门负责侦查报导的记者，另外，其他记者如能提交详细的侦查报导计划书，中心亦可批款协助他们进行侦查报导。侦查报导得出的结果，侦查报导中心会向全国传媒发放。

　　菲律宾侦查报导中心最具代表性的侦查报导，是在二零零零年揭发当时的总统埃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原因不明的财富。该项调查历时近一年，共 五名记者、三名资料搜集员，以及大约十二名实习人员参与其中。引发调查的展开，是因有谣言传出总统正为他的情妇建造一所高级洋房。侦查队先从总统和他家族自组的公司开始调查。他们翻查公司名册，把各方的资料整合，最后发现埃斯特拉达和他的家人组成了六十六间公司。另一方面，侦查队尝试查探总统为情妇建造住房的地点，由于记者甚至不知道总统以什么姓名注册有关物业，他们找到建筑师、室内设计师、承包商、屋顶瓦供应商、邻居，甚至警卫去打探有关的消息。最后调查发现总统上任两年多来，增添了十七栋房地产，大多数是总统亲信的名下或以空壳公司拥有。这些房子的法律文件都是透过一间律师事务办理，房子亦是使用同一个承包商和项目经理建造。

　　总统埃斯特拉达对传媒向来有介心，事实他亦曾以各种方式反击媒体的批评，包括迫使一间报馆卖给他的一名亲信。幸然，当菲律宾侦查报导中心准备公布第一份调查报告时， 总统正卷入收授非法赌博活动贿款的丑闻，社会渴求了解更多有关埃斯特拉达贪污的新闻。报告发表后，有更多知情人士向侦查报导中心提供线报。最后，事件更促使埃斯特拉达下台。

记者锲而不舍的精神
　　在工作坊，讲师娓娓道来她参与这次侦查报导的经过，听得我们这班参与工作坊的记者津津乐道。相信每位记者都希望有机会发表揭露制度漏洞或社会黑暗面的侦查报导。参与这次工作坊的记者不少是来自金边、汶莱、印尼、马来西亚等新闻相对封闭的国家。他们都慨叹在自己的国家难以进行侦查报导。来自马来西亚的记者表示，他曾拍摄到警察在街头收授金钱的片段，但是编辑部因担心有关片段播出后可能影响警队形象而没有播出。而来自印尼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则表示，由于自己来自政府电视台，又是公务员，就是向官员提出一条尖锐的问题也很难；不过有趣的是，这位主播在工作坊的模拟访问官员的练习中就问了一条最尖锐的问题：「你是否贪污？」，赢得全场的掌声。

　　归根究底，追寻真相是记者的天职，虽然身处不同国度、面对不同的规限，但是对于新闻工作的原则，大家都有共同的理解，而且亦是朝着这些原则进发，只是步伐未必相同。来自汶莱的记者，就用了一个颇具创意的手法去发掘新闻真相。有一回，村民向他们的电视台投诉垃圾管理的问题，当地的官员向来对新闻界的查询爱理不理，记者为了得到回应，竟然想出在苏丹向公众握手的时候，递上便条给苏丹。苏丹收到便条后，竟然安排落区巡视。当然一众传媒都能拍摄苏丹王巡区的片段，但是这位汶莱记者就能独家访问提出问题的村民，完整地把整个故事报导出来，写出一篇与别不同的新闻。虽然汶莱记者发掘到的不是惊天动地的新闻，不过记者锲而不舍的态度、希望解决问题的决心，这正是侦查报导的最根本精神。

放眼香港重新反思
　　相比起邻近的亚洲国家，香港庆幸已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拥有良好的机制，记者不需要担当警察、法院，甚至议会的角色。但是倒过来想，安逸的环境是否令香港的记者疏懒？一篇侦查报导背后，需要花长时间和资源进行追踪，记者，甚至传媒机构往往要承担巨大风险；在香港，侦查报导不成气候，是因为香港没有侦查报导的素材？还是在新闻娱乐化的情况下和新闻即食文化的环境下，无法提供合适侦查报导的土壤？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又如何对待不平呜的事件呢？若果受影响的人不愿意站出来，知情的人士为明哲保身，要进行侦查报导更是难上加难。

　　侦查报导常用的采访方法，包括类似狗仔队式的跟踪拍摄、乔装，或是通过统计分析、化验等，揭露问题的真相。工作坊亦用了不少时间讨论一些有关侦查报导的道德问题，例如：保护资料来源、侵犯私隐等。

　　五天的工作坊所听的理论并不是什么新知识，但是这次机会正好让我们这班工作多年的新闻工作者停下脚步，重新反思。侦查报导最可贵的地方是传媒无惧权贵、不会因政府或某些人的利益而改变立场，坚持调查真相，使大众对社会有更深刻透彻的认识。虽然揭发式的侦查报导不是常有，但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是应当时常提醒自己，多发掘一些呈现社会问题及推动社会改革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