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恩对话：从贝多芬家乡的透明会议厅说起

　　波恩是一个平静的小镇，也是联合国办事处及国际组织的集中之地。作曲家贝多芬在这况出生，一事一物，皆有渊源，堪称音乐之都，弥漫着浓厚的文化气息。

　　位于德国莱茵河附近的世界会议中心，原为国会议F之地，由玻璃幕墙建成，寄意「透明」，以示坦怀相对，开诚布公。举头上望，可以看见广阔蓝天，敞亮的会议厅洒满一地阳光。从会议厅内外望，种满苍翠大树，像一群忠实的观众围绕四方，一遍青葱，将讲者的视线延展，成为大自然的一部份。自从德国迁都柏林以来，这里就成为一桌国际平台，供世界各地的讲者展列真知灼见。
　　
　　今年九月，来自世界各地五十国共三百七十多名代表，云集波恩，出席了第二届「亚太及欧洲传媒交流会议」（Asia-Pacific and Europe Media Dialogue 2007），就共同关注的议题展开研讨，藉此促进沟通，加强媒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亚欧对话」由德国之声电台（Deutsche Welle）、亚洲太平洋广播发展协会（Asia-Pacific Institute of Broadcasting Development）及欧洲广播联盟（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联合主办，其中一项主题为「《千禧宣言》与传媒」。

千禧宣言
　　
　　世纪之交，二零零零年九月，联合国一百九十一个会员国云集纽约总部，就消除世界贫穷、饥饿、疾病、文盲、环境恶化以及妇女歧视等等议题，商定《千禧宣言》，确立一套有时限、能计量成果的目标，要求所有会员国家，承诺在公元二零一五年之前，动员政府及民间力量，实现八项千禧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其中包括全球每日生活费不到一美元的人口减半、在各级教育中消灭男女差距、将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三份之二等等，并于二零二零年时，为最少一亿贫民改善生活，力求将人类的普世关怀，落实成为具体的行动纲领。
　　
　　欧洲广播联盟（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的主席 Fritz Pleitgen 在大会开幕时致词，力陈千禧发展目标人人有责，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抱持置身事外的回避策略，已经再难偏安一隅。

　　最新的进度报告显示，千禧目标节节落后，Fritz Pleitgen呼吁，各地媒体可以扮演更积极角色，充当「倡议者」及「把关人」，力促各地政府及人民，发扬天下一家的全球精神，履行及落实国际义务。

　　Fritz Pleitgen 特别强调，尽管资讯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传讯工具五花八门，语音广播（Audio Broadcasting）仍然举足轻重，特别在落后地区，较诸其他媒体，更有效地传送资讯及反映基层诉求。他说：「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收音机始终是需求最大及最容易提供的通讯工具。」

新闻自由

　　谈到传媒角色，不免论及新闻自由。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无论是发达国家，抑或是发展中国家，言论平台每每是统治和被统治者的争逐之地，《尼泊尔周刊》（Nepali Times）总编辑Kunda Dixit 以其个人经历，分享了新闻工作者的原则与坚持。

　　二零零五年二月，尼泊尔发生军事政变，政府欲操控消息发放。在此关键时刻，编辑及记者毫不妥协，凡有审查，在第二天的报章，必定会大开「天窗」，留下大块的空白，以示抗议。当军队禁止电台发送新闻，只容许播放音乐时，报导员便将人民关心的消息谱上旋律，向听众唱出来。

　　Kunda Dixit 更进一步指出，强权高压固然难于抗衡，商业化的力量同样无法阻挡。对于传媒，不单独裁者及专制暴君虎视眈眈，商企巨贾亦趋之若鹜，想方设法将其打造成为一盘有利可图的生意，以琐碎及庸俗的内容作为招徕，令媒体蜕变成为商品，待价而沽。

　　操有生杀大权的政府亦乐于顺水推舟，将免费电视、有线电视及互联网等等舆论平台推出市场，甚至将最重要的专利权拱手相让，以求换取可观的收入。

收音机的新时代角色

　　有趣的是，在大开方便之门的同时，政府仍然将电台广播牢牢握于手中，Kunda Dixit指出，个中原因不难理解。收音机是「人民媒体」，是最廉价、最普及、最易懂的传播方式，因而是弱势社群及穷苦大众最重要的发声平台。
何其巧合，在一个极之现代化的会议厅之内，欧亚两地的讲者，竟不约而同地提及声音广播，并在千禧年的新世纪里，为收音机此一「旧媒体」，赋予「扶助基层」的新的角色和新任务。

　　在自由化及商营媒体充斥之下，Kunda Dixit不忙补充，要纠正歪风，只有依赖公营广播。他说，公营广播是民主的条件，更是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它带领着公众的视线，聚焦于社会最重要的议题，将民众的诉求累积下来，化为改革社会的动力。

文化冲突论

　　今次会议的另一项重点，聚焦于「文化冲突论」。自从苏联解体、柏林围墙倒下，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人类社会已走至「历史的终结」，自由民主制度被证明行之有效，大大优于共产主义体制，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阵营的争斗不复存在。代之而起，未来的社会冲突，正如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所言，将由宗教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取代，而世界秩序亦由此而重建。

　　「九一一」事件后，此一说法更甚嚣尘上，出现所谓两极化的二元论，一方为西方强权与基督教文化，另一方则为阿拉伯专制与回教传统，互不相容，互相排斥。有见及此，大会专辟时段，深入探讨，并将论题订为「这不是基督教与回教文化的冲突」（It's not a clash between Christian and Islamic civilizations）。

　　讲者精彩纷陈，会众反应热烈，普遍认为，当前世界上不少争端，经深入分析之后，往往源于经济及政治角力，根本与宗教及文化因素无关。

播客年代

　　在三天紧密的会议当中，还探讨了新科技所带来的影响。被誉为「互联网之父」的Vint Cerf预言，电视将进入「播客年代」（iPod Moment），人们会跟从喜好，下载心仪的节目，制作自已的电视频道，然后慢慢欣赏，不再依循时间表静候节目播出，传统的电视广播逐步式微。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的策略、市场及发行总监 Guido Baumhauer 更向会众示范最新的流动电视，轻便易携，形状与眼镜无异，只要戴在头上，便可以欣赏电视节目，有如置身于宽阔的萤幕之前。
　　
　　电视会否式微，言之尚早，但iPod的普及，已是不争的事实，讲者一致认为，iPod不但未有削弱传统广播，反而开拓全新的传送渠道，将节目送抵以往无法接触的群众，尤其是年轻族群。澳洲广播公司的新任主席Maurice Newman 指出，下载收看及收听节目的增长可观，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潮流。

　　展望未来，亚洲太平洋广播发展协会的主席 Javad Mottaghi 一再强调，「对话」是解决纷争的不二途径。他说，对话不是与对手竞逐，而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共同解决困难，对话需要谅解、感同身受、耐心及一颗充满热诚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