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张伟国、罗永生
细诉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重新认识中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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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永历十年(1656年,清顺治十三年),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根据地,在福建、广东沿岸与清军频繁交战,郑成功完全控制了海权,并且在杭州、苏州,甚至北京广设商业据点「山五商」,开辟货源以和外国商人贸易、累积资金,招募中外雇佣兵,及进口盔甲、铳炮、刀剑等武器以扩充军力,又以内陆的商业据点为基地,支持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帮会洪门,为北伐作准备。
永历十一年(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七月,郑成功誓师北伐,行军前有令:「不准奸淫掳掠妇女,如有故违,本犯立即枭示,大小将领一并连罪;不准掳掠男子为伙兵,如有故违,本犯枭示,将领连罪。敢有擅动民间一草一木者,本犯枭示,大小将领一并连罪。」
八月,郑军从海路攻台州(今浙江省台州市),九月,天台、太平、海门卫相率归附,在浙江宁波一带的抗清首领张煌言、张名世等亦与郑军呼应,声势浩大。但浙闽总督李率泰侦知郑军精锐北上,乘机派兵进犯厦门,郑成功担心厦门、金门两岛有失,只得暂时回师。
永历十二年(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郑成功统率水陆军十五万,船舰五千艘,与浙东张煌言会师,再次大举北伐。大军在钱塘江口的羊山海域遭遇飓风,舰队被吹散,损失数十艘战舰,数千士兵,郑成功三个儿子及六名侍妾亦沉没海中,只得退回厦门。
翌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第三次率领大军北伐,会同张煌言部队顺利进入长江,势如破竹,攻克镇江、瓜洲、江浦,收复镇江、扬州等四府三州二十四县,郑军准备进攻江宁府城(南京);
张煌言部亦收复芜湖一带十数县。江南一时震动,百姓纷纷欢迎,哭诉:「时久不见大明衣冠矣!」但郑成功进驻镇江之后,不听张湟言建议立即攻夺南京,反而大事庆祝,饮宴阅兵以展示实力。清军得以集结兵力,与南京城内清军里应外合,郑军遭到清军突袭,大败,大将甘辉及十多位将领战死,士兵、战舰损失无数。郑成功兵败后,试图攻取长江口的崇明岛(今上海市崇明区)作为再次进攻南京的阵地,却久攻不克,只好全军退回厦门,郑成功的反清大业受到重大挫折。
浙江反清首领张煌言配合郑成功北伐,最初收复太平、宁国、池州、徽州等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其后战败,退回浙东,只得纠集民间各反对力量,继续在浙东沿海一带进行抗清行动。几年之后,终于认为复明无望,将军队解散,在浙江象山附近的小岛隐居,被清朝擒获,宁死不降,押赴杭州处斩。
主持人:张伟国、罗永生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包拯任职端州知州三年期满,奉调回京,担任「权度支判官兼勾当京东排岸司」官职。这是一个重要的财务、漕运职位,负责调配开封东面大运河(又称「汴河」或「通济渠」)从长江下游杭州、苏州、扬州等地输送往开封的粮食、物资仓库交卸,掌握宋朝朝廷的经济命脉。可知执政宰相、甚至宋仁宗,对包拯的清廉正直早已听闻。
几个月之后,包拯得到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王拱宸的推荐,调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即见习)。宋朝的「御史台」和「谏院」的地位非常重要,各级御史、谏官可以对任何政务提出意见,甚至可以弹劾大臣、宰相,对皇帝的言行,亦有提醒的责任。御史、谏官的意见,往往成为舆论的热点,而且有名望的御史、谏官,有拜相的资格。因此宋朝官场,有「台谏之任甚重,不可以苟然居之」。以包拯当时的资历,必须得到重臣的推荐,经仁宗皇帝特批才可以任职,御史中丞王拱宸之所以愿意举荐包拯,很可能是仁宗授意。
庆历三年(1043年)包拯任职监察御史里行,到皇佑六年(1061年)官拜礼部侍郎、枢密副使,十八年间,升迁了十六次官阶(北宋前期文官有四十二阶,监察御史是从六品第三十五阶,礼部侍郎是从三品第二十阶),可见一路升迁。
包拯上任监察御史里行之后不久,庆历三年九月,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向仁宗皇帝呈上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简称《十事疏》),例如「明黜陟」(官吏升降必须有明确准则)、「抑侥幸」(限制恩荫特权)、「精贡举」(改革科举制度,实行糊名法等)、「择长官」(慎选地方官)等,揭示当时宋朝的政治弊病,提出改革意见。作为新上任的见习监察御史,包拯当然需要对范仲淹的《十事疏》提岀意见,他先后呈上《论取士疏》、《论县令轻授疏》、《请先用举到官疏》以及多篇奏疏,支持范仲淹的革新。同时,包拯又向宋仁宗上书《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贪赃则是「民贼」。包拯七次上书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蝎」、残害百姓,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重年资,轻政绩。
但范仲淹的改革受到既得利益官僚群起抵制,难以推行。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罢去参知政事(副相),外放地方出任知州,改革失败。包拯也因此亦外放——出使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