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在过往在雨伞运动等大型活动期间，警方与记协有就采访安排保持沟通，但过去五个月的示威活动，警媒关系跌至冰点，甚至是一个对立的状态。事件亦在11月3日的警方记者会再次升温，当时有六名记者在头盔上，展示「查警暴止警谎」的字句，警方在记者会上点名要求离场不果后，取消记者会。

翌日警方事后亦去信各记者代表的传媒机构，认为有关记者影响其他专业记者采访的权利，剥削了公众接受警方信息。当时记协发声明，指对警方的处理手法深表遗憾，促请警方尽快重启沟通之门。

传媒作为监察社会及政府的第四权，亦慢慢面临冲击，警察队员佐级协会在10月22日，就警员遭恶意「起底」一事向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禁止公众和候选人查阅选民姓名和登记地址，记协有就相关事件采取法律途径，禁制令最终在高院被判败诉后上诉得直。杨主席指对判决表示遗憾，认为会影响传媒作为第四权监察选举是否公平。

事态不断发展，而过往记协就不断出声明谴责警方，但都未有见到情况有改善，到底不间断出声明及谴责有冇用？有公民记者、学生记者被捕，记协都未有表态，是否代表唔会就相关事情出声？

在《反修例》风波期间，网上流传关于记协记者证资格的流言，说记协申请记者证是「特别降价优惠」、「完全没有门槛」等，虽然记协作出澄清并强烈谴责不实谣言，但面对警方指「假记者」的指控，政府、警方、还是记者本身，有资格决定哪些人是「真记者」底或是「假记者」？作为《众新闻》的主笔、记协主席的杨健兴，又如何看公民社会需要人人做记者参与前线记录？若有必要，法例上又可以如何配合，记协又可以如何跟警方再「针针佢」？本身是《立场新闻》的记者、记协执委的陈朗升，又点睇香港新闻界甚或政府，对公民记者的定义又是否故步自封呢？

有请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