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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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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陈颢之

《香港家书》
星期六 09:00-09:20 a.m.

编导:张凤萍
监制:林嘉瑜

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诉个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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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2022

科大工商管理学院资深副院长、商业统计及营运学系讲座教授 许佳龙——推广电子支付 需要先了解市民消费习惯

*标题由编辑所加

张老师,您好:

久未问候,想你工作一切顺利,身心康泰。最近,政府推出第三期消费券计划,相信你也收到款项,开始用电子支付消费了。

关心金融科技和金融服务普及化的人都会留意「普惠金融」 (Financial inclusion)的发展趋势。所谓普惠金融,是联合国于2005年提出的金融服务概念,意指普罗大众均有平等机会获得负责任、可持续的金融服务。举个例子,有电讯商于 2007年在非洲大陆推出一项行动支付服务,容许用户经由一般手机发出短讯给收款人,对方就能够收到付款,完成支付。这是一个很简单但有效的应用,因为未能取得银行户口或支付服务的人,可以另辟蹊径,用普通的手机透过网络平台,便可以取得传统金融行业提供的支付服务。

看到这个例子,似乎令人以为推广流动支付轻而易举,只要有一个手机和手机网络提供服务、就可以很容易把流动支付普及化,尤其看到内地,电子支付几乎已做到全民普及,于是反观目前香港使用电子支付的情况,不期然产生疑惑,为什么电支付在本港的发展迄今还是那么「落后」?

最近,我们和本港一家大型零售集团做了一项研究,得到一些有趣的发现。据调研的分析结果显示,有近三成交易仍然透过现金进行支付。诚然,用电子支付那么简单,既不用携带现金,也省却了找续麻烦,为什么香港人到日常大型零售店,仍然用现金支付?是香港的服务供应商没有提供足够的电子支付渠道?是电子支付应用程式的选项不多吗?还是大众使用电子支付缺乏诱因?

除了诱因,我们发现其余的因素都未能成立,因为和我们合作做调研的零售集团,几乎提供了在香港可以使用的所有电子支付选项,包括信用卡,八达通,和其他手机流动支付系统。

我们的研究也发现,不用电子支付的因素,与年龄、学历和性别无关,其中一个有较大相关性的因素,是交易的银码。银码愈小,倾向用现金的人数比例愈高;银码愈大,使用现金支付的比例则慢慢减少。

这些发现仍未能圆满解答我们的问题,因为电子支付的其中一个原意,就是为了方便小额的交易支付,如八达通本身,就有一个储值上限。

用不用电子支付,按我们的初步推测,很大机会是和习惯有关。香港人很习惯带现金、甚或对使用电子支付有一些忧虑,包括结算会不会出错?用信用卡会不会超出信用限额或忘记付款而需要支付额外利息?林林总总,故而始终无法改变使用现金支付的习惯。

还有,香港人与外国人有一个不同的消费现象。外国人喜欢用信用卡,就算朋友间一起在餐厅用膳,各人都惯用信用卡支付,各自支付自己的部分,而餐厅亦十分接受「分单」,「各付各的费用」,但在香港,相信没有商店或餐厅接受这种支付方式;而且不少香港人都有一个感觉,认为小额交易用信用卡支付并不受观迎,令使用现金支付的习惯更形根深柢固。

今次政府推出电子消费券,对一些过去没有使用电子支付的市民,学懂如何使用,无疑有一定作用,但即使下载了电子支付应用程式、懂得使用支付应用程式的人,未来仍然有机会倾向使用现金,很明显,普惠金融概念在香港这场景并非只涉及提供服务这么简单。

那如何改变人们使用现金支付的习惯?我相信首先要了解市民用现金而不用电子支付的诱因是什么。推广电子支付,不是一个只需提供电子支付交易方便的课题,重点是要明白市民的生活习惯,了解他们采用消费支付方式的思虑和诱因,设计出一个包含方便性和经济性的电子支付生态系统,从而慢慢扭转市民倾向使用现金支付的习惯。

另一方面,只提供电子支付交易系统并不足够,我们亦必须提高交易配套,如呼吁商户鼓励顾客用电子支付进行小额交易,及保障顾客用电子支付后遇上纠纷的权益,都可能是有效推动电子支付的方向。

张老师,希望你看完这封信后,对电子支付的普及有进一步认识,我们可以一起提升其好处及日常生活的应用。

 

祝好

 

佳龙

2022年1月

22/01/2022 - 足本 Full (HKT 09:10 - 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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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台第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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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个人资料私隐专员、港大法律学院客席教授蒋任宏——规管查册应平衡私隐权与公众利益

主持人:陈颢之

*标题由编辑所加

 

白景祟教授:

我相信,作为2004 年法律改革委员会私隐小组主席的你,和我一样,对最近许多人讨论有关查阅公共登记册这议题有很大的感触。

 

事件背后是你与我都关心的私隐(包括个人资料私隐)的保障。公共登记册载有大量和敏感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香港身分证号码、居住地址、个人签署样式等等。若资料处理不当,当事人有可能身份被盗用,蒙受经济损失,甚至受到侵扰以及网络欺凌,人身安全亦会被危害。另外,在现今大数据时代,利用科技从不同资料来源去拼合个人资料,更可以导致其他严重及难以掌握的私隐风险。

 

因此,有关政府部门严肃处理公共登记册内的个人资料,可谓责无旁贷,尤其当事人是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提供该些资料的。

 

私隐权是受基本法保障的,但它并不是绝对的,是应与其他的人权及公众和社会利益取得平衡。这平衡往往是反映于与公共登记册相关条例内的条文,是公众谘询及立法程序的成果。

 

例如,《公司条例》的有关条文规管了公司注册处如何披露公司董事的个人资料,一般查册人士不能一如既往取得公司董事的住址和完整的身分证号码。根据政府最新建议的实施方案,查册人士仍然可以取览公司董事的中英文姓名、通信地址和身分证号码的字母及首三个数字。政府声称,在这制度下,现时约六十万名持有香港身分证的公司董事中,只有八对人士的中英文全名及可披露的部份身分证资料完全相同,机会率低于十万分之三。这一安排是否反映在降低私隐风险及便利商业运作两者之间已经取得了一个合理的平衡,可谓见仁见智。

 

不少人坚持,有需要披露完整的身分证号码,外国的经验可能对他们有所启示。须知市民持有终身不变的身份识别号码,在外国并不普遍。以英国为例,查册者查閲不到公司董事的住址及英国根本没有的身分证号码,但与香港相比,英国的查册人士可以额外取览公司董事的出生年份及月份。在这制度下,究竟错把冯京当马凉的机会是多于香港、还是少于香港,这有待考究,但总应该不会是零吧?

 

若果有关查阅公共登记册的私隐保障未有在相关条例提及,便需要倚赖一般性适用的《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简而言之,《私隐条例》规定,查阅公共登记册内的个人资料的目的,必须与公共登记册收集该资料的目的一致。若有关政府部门将该资料披露予查册人士作一些另类的用途,便会违反《私隐条例》。除非该些用途是《私隐条例》订明的一些豁免情况,包括(1)防止或侦测罪行;(2)救急扶危;及(3)向新闻机构披露该资料。

 

例如,运输署在车辆登记过程中收集车主的个人资料的目的,应该是用作与交通及运输事宜有关的事务上;运输署若行使酌情权将该资料披露予某新闻机构作另类用途,必须遵守《私隐条例》有关豁免的明文规定,即运输署有合理理由相信(并合理地相信)该新闻机构发表该资料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作这考虑并不容易,因为它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虽然新闻工作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这行业偏偏是没有一个从业员登记、资格认可及自律的制度。教授你于2004年曾经建议成立一个法定、独立和全行业实施的自律组织,以拟定一套私隐守则,处理有关传媒机构无理侵犯私隐的投诉,并确保侦查式新闻工作符合公众利益。可惜这覆盖整个行业的建议多年来都被搁置。因此,期望负责公共登记册的政府部门来者不拒,假设所有查册的新闻工作者都会将资料用于符合公众利益的用途,似乎是不切实际的。

 

在这情况下,新闻机构以采访报道为由查阅公共登记册内的个人资料,便唯有各自说服有关政府部门,若该机构拥有和落实一套完善的私隐管理制度,及能确保其雇员或代理人严格遵守业界制定的《新闻从业员专业操守守则》,有关政府部门应可比较从容地援引《私隐条例》的豁免条文。

 

教授,不知道你同意吗?下次见面,再作交流。

 

蒋任宏

2021 年 5月1 日

香港电台第一台

01/05/2021 - 足本 Full (HKT 09:10 - 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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