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社工同学： 

甫踏入初夏，社会便接二连三发生惨剧，令我们注目伤怀。其中深水埗的惨剧，有一位印度裔母亲涉嫌在家中杀害三名年幼女儿。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我们的香港发生了什么事？ 

每当有不幸事件发生，我们不应只是要求政府「做这样」、「做那样」，而是我们每一位香港市民都有责任，避免悲剧再次发生。深水埗发生的伦常惨剧，更令我们反思到怎样可以更好支援一些被称为「少数族裔」的非华裔人士。  

香港被誉为「亚洲国际都会」，不过我们的文化包容性真的如想象中这般大吗？社会往往视南亚裔人士为「非我族类」。有南亚裔人士告诉我，他们经地产租一个容身之处也不容易：当职员了解到他们是南亚裔人士，竟然会立刻提高租金价格；而疫情期间流行外卖，有一些人在网上下单时，竟然会列明备注：「不要南亚裔人士送餐」。这些歧视仍活生生地发生在我们今天的香港社会中！ 

至于在社会服务方面，我们身为社会工作者，当然不会摆明车马去歧视不同种族的人。但仍然值得留意的是，我们通常都是以香港华人这个角度作为本位来规划服务的，而这样有可能会变相阻碍非华裔的香港人寻求协助。  

你们知不知道24间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的服务使用者当中，有多少是来自非华裔社群？到目前为止，官方都没有相关的统计数字，而这正正反映着我们不太重视多元族群的精神健康需要。好像我女儿那样的少女，几乎每天都会磅重，做好体重管理；而步入中年的我，自然也会有点自我放弃，也懒得去磅重，对吧？当你不重视一件事，连统计也自然也不会做。由于目前没有这方面的官方数字，我的团队几年前便与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合作，自行统计非华裔人士使用精神健康综合中心服务的占比。结果发现，非华裔人士的占比只有0.68%，但是根据政府统计处统计数字，香港人口当中有超过8%是非华裔。那么，非华裔人士的精神健康又由谁去支援呢？  

我知道很多南亚裔人士可能不太清楚如何向社工或其他专业人士寻求协助，甚至没有「见社工」、「精神健康」等概念，所以未必懂得寻求外间协助。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仅从需求角度去理解问题，以为他们不太需要服务。需求和供应是互为影响的—作为服务供应者，社工需要提高文化敏感度，学懂如何与多元族裔人士进行有效沟通，让他们认识服务。说到底，对于身处我们城市的每一位市民来说，获得适切的精神健康服务实属一种权利。  

我曾经进行过一项小小的实验，发现南亚裔中学生其实很乐意在小组中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经历。这班学生告诉我们，他们平日的确很少打开心扉，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但这主要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因此，只要能够跨越语言障碍，多使用英语和图画，便能让他们容易理解，同时让他们知道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私隐是会得到保障，而且十分安全，他们便会更愿意寻求精神健康服务。  

经过悲剧之后，政府正打算加强支援多元族裔家庭的精神健康需要，并会设立少数族裔人士情绪支援及辅导中心。对于这个建议，我当然乐见其成。而现时小彬纪念基金会的少数族裔精神健康中心，由南亚裔的辅导员，为居住在香港的南亚裔及东南亚裔家庭提供服务。由于他们的辅导员能够说英语、印地语、乌尔都语或尼泊尔语，辅导的时候可同声同气，自然事半功倍。  

然而，如果我们只依赖这些专为非华裔人士而设的服务中心来支援所有有精神困扰的非华裔人士，长远来看可能会不利于种族融合。香港各区现有的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不仅会提供个别辅导服务，还会开办一些社交、发展性的活动。毕竟，认识朋友、发展自己的兴趣等，都对维持良好的精神健康有莫大的帮助。为了促进非华裔人士融入主流社会，我们的主流精神健康服务也应该加强接待非华裔服务使用者的能力。  

要让全港每所精神健康社区中心都兼备充足的人力和配套，为多元族群人士提供合适的服务，或许不太划算。较可行的做法，是参照医院管理局的联网，在各大区选择一所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增设主题服务，以支援该区内的多元族裔人士的精神健康。这样可以集中资源，也有利于相关服务单位积累经验。而华裔和非华裔人士，便有机会在当中互相认识，亦有助促进种族共融。  

而从长远来看，香港是需要增加非华裔社工的人数。目前香港有超过二万名社会工作者，但估计只有大约21位是非华裔，这意味着在香港遇到非华裔社工的机率，近乎比中六合彩的机率还低。这似乎跟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的地位并不相称。我们希望各社工课程能从招生机制、课程设计等方面着手，探讨如何吸引和支援更多的非华裔学生接受社工培训。作为社工老师的我，当然也要好好反省。  

我衷心希望透过各方的努力，让所有香港人，不论其族裔背景，都能够在这个城市开心、快乐地生活。那么，我们或更能配得上「国际都会」这一个称号。 

最后，我祝愿你们精神健康。你要爱惜自己。当你们快乐，才能把快乐感染身边的人。

关志健

2023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