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曾卓然、谭家齐
细诉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重新认识中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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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三十年(1850)年底,太平天国起事之后,由广西向湖南挺进,势如破竹,湖南首当其冲,大部分湖南省士大夫、乡绅,纷纷响应朝廷号召,参与抗击太平军。但左宗棠仍然避居乡间,观望形势。
湖南新宁县武举人出身的江忠源,在清咸丰元年(1851年),奉命赴广西钦差大臣赛尚阿军营,参加讨伐太平军,江忠源回湖南家乡募招壮丁五百人,号称「楚勇」,在全州蓑衣渡阻击太平军,大获全胜,太平天国的创办人之一,天王洪秀全的智囊南王冯云山中炮死。清朝执政者开始重视地方团练。
左宗棠的好朋友兼姻亲胡林翼(时任贵州安顺知府)向时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及继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极力推荐左宗棠,称赞他「湘阴左君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但左宗棠都托辞回避。左宗棠二哥宗植、好朋友郭嵩焘等,亦屡次劝宗棠出山,宗棠未有答应。
咸丰四年初,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之后,再次回师进攻湖南,湖南形势危急,据说,太平天国派人搜山,要找寻左宗棠。回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亦派人礼聘左宗棠,宗棠已无法推辞,于咸丰四年三月加入骆秉章幕府。骆秉章对他深信不疑,所有军政事务,都交付宗棠裁决,「凡事需问左季高先生」。
骆秉章是广东省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华岭村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当时他已年届四十岁。可谓大器晚成。之后数年,受命稽察吏部银库,他上任后坚决裁撤各种「陋规」,要求库丁必须严格把关,杜绝损公肥私。道光二十三年,户部银库历年亏空事发,短缺存银九百多万两。骆秉章也因「失察」而被暂时革职待查。
道光皇帝大为震怒,任命重臣严密查勘,所有自嘉庆五年以后的历任管库司员、查库御史及库丁书役等,逐细查明,开列名单,从严治罪,追究责任,并对以后如何防止类似的事情发生,提出具体意见。最终裁定,凡嘉庆五年至道光二十三年历任库官、查库御史,各按在任年月,每月罚赔银1200两,已故者照数减半;历任管理银库之王大臣,每月罚赔银500两,历任查库王大臣,每次罚赔银6000两,已故者照数减半。
慈禧太后的曾祖父吉郎阿,曾在嘉庆年间间担任户部银库员外郎,需罚赔亏空二万一千六百两,虽已逝世,由其子景瑞(慈禧祖父)缴纳。未能足数,需入狱抵罪。因此有慈禧年少时曾经探监送饭的传说。
骆秉章则经查明并无贪汚,官复原职。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骆秉章外放为湖北按察使、道光三十年(1850年)由贵州布政使升任湖南巡抚。咸丰二年(1852年)夏,太平军攻入湖南,骆秉章率军民抵抗,太平军围攻长沙八十余日,骆秉章被奉旨领兵镇压太平军的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尚阿弹劾「荒废政事」,革职留任。其后与继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坚守长沙,以炮击太平军,杀死西王萧朝贵,太平军撤走,骆秉章因此以守长沙有功而复职。咸丰三年(1853年)初,骆秉章任湖北巡抚,一个月之后,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回任湖南巡抚,而且一任十年。
咸丰三年(1853年)支持曾国藩办团练,又聘左宗棠为幕僚,事无巨细,皆听之。左宗棠说:「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一时传为佳话。
咸丰五年(1855),太平军攻克武昌,湖北巡抚胡林翼向骆秉章求救。骆秉章派鲍超、彭玉麟赴湖北解围。朝廷重臣潘祖荫说:「楚军(指湖南湘军)之得力,由于骆秉章之调度有方,实由于左宗棠之运筹决胜」。咸丰十一年(1861年)骆秉章改任四川总督,同治六年(1867年),年逾古稀的骆秉章病逝于四川总督任上。朝廷称誉他「公忠诚亮,清正勤明」,赐諡号「文忠」。
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力邀之下,加入骆秉章幕府。据左宗棠自己忆述,刚入幕府时,骆秉章对他「犹未能尽信」,但一年之后,骆对他已完全信任,推诚相与,自己只是负责签署「所行文书划诺,概不检校」,宗棠可以放手办理裁决湖南省军政事务。
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六年,当是时,太平军定都天京(今南京)之后,回师进攻湖南,省会长沙及周围不少县城被太平军占领,而湘东、湘南、湘西农村经常爆发民变,响应太平军。左宗棠为稳定湖南政局,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苦撑大局。同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物价,大力筹置军备。在左宗棠的悉心规划下,湖南形势转危为安。左宗棠的才能,引起朝野关注,当时流传「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说法,连咸丰皇帝亦对他有所留意。
咸丰六年(1856年),左宗棠获得清廷赐予兵部郎中官衔·赏戴花翎;咸丰八年(1858年)得到骆秉章的保荐,加四品卿衔。然而,次年,即咸丰九年(1859年),左宗棠与永州镇总兵樊燮(二品武官)发生争执,樊燮的靠山是湖广总督官文(满洲正白旗人),不甘受辱,于是参奏左宗棠,官文指控左宗棠是「劣幕」,专横跋扈,越权干政,巡抚大权旁落,大清江山危矣。左宗棠险些性命不保,幸得胡林翼、郭嵩焘、潘祖荫等人奔走相助,并得到咸丰皇帝最宠信的大臣肃顺说情,事情得以暂时平息。
为了不牵连其他人,左宗棠于咸丰九年底,以上京参加会试为理由,向骆秉章请辞,结束了他的六年幕府生涯。左宗棠赴京途中,接到胡林翼信函,劝他不宜赴京,当时曾国藩驻军安徽宿松,准备进攻安庆,派人邀请宗棠到宿松,共商军务。不久,胡林翼、李鸿章、李元度、曾国荃等人亦在宿松相聚,开启左宗棠参与湘军的契机。咸丰十年(1860年)5月,宗棠回长沙后,接到朝廷「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帮办军务」的任命,左宗棠在长沙招募五千人,成立「楚勇」,开始他的戎马生涯。
主持人:曾卓然、谭家齐
1537年10月,亨利八世(Henry VIII)终于迎来了他的男性继承人——爱德华王子(未来的爱德华六世)。这本应为英格兰带来稳定和希望,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动荡的时代。在统治的最后十年间,亨利八世的政治和宗教政策走向了复杂而多变的阶段,他的每一个决定都对英格兰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的倒台标志着改革派势力的衰落。克伦威尔是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主要推手,他的改革措施引发了保守派和传统势力的不满。1540年,亨利八世与安妮·克莱芙斯(Anne of Cleves)的婚姻失败,成为克伦威尔被指控叛国并被处决的导火线。克伦威尔的下台,使得宫廷政治进入了新阶段,保守派重新掌握了影响力。
在宗教政策上,亨利八世开始在新教改革和天主教传统之间摇摆不定。1539年,他颁布了《六条法案》(Six Articles Act),重申了天主教的核心教义,如圣餐变体说和独身制,对新教改革起到了遏制作用。然而,他并未完全恢复天主教的权威,英格兰教会依然独立于罗马教廷。这种摇摆的政策,反映了亨利八世试图在宗教问题上寻求一个平衡,但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的混乱和人民的困惑。
亨利八世的后续婚姻和宫廷生活同样充满争议。他与第五任妻子凯瑟琳·霍华德(Catherine Howard)的婚姻,以她被指控通奸并被处决而告终,这进一步打击了王室的声誉。第六任妻子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女子,她对王室子女的教育和宗教改革都有积极的影响。
同时,亨利八世的财政政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持续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对法国的战争,以及奢华的宫廷开支,使得国家财政紧张。为了填补财政漏洞,他进行了货币贬值和增加税收的措施,这引发了通货膨胀和民众的不满。修道院解散带来的财富,虽然一度缓解了财政压力,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对外政策上,亨利八世试图重现英格兰在欧洲的影响力。他与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结成联盟,对抗法国。然而,这些外交政策成果有限,且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压力。
贵族阶层的重组是亨利八世晚期政局的另一个重要特点。通过处决旧贵族和提拔新贵,他建立了一个依附于王室的新贵族阶层。这些新贵多来自于支持宗教改革的官僚和商人阶层,他们的崛起改变了英格兰社会的权力结构。然而,这种剧烈的变化也引发了贵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为日后的政治纷争埋下了种子。
当亨利八世在1547年驾崩时,他留下的是一个宗教改革未竟、财政危机严重、社会矛盾加剧的英格兰。他的遗产既有强化的王权和新的教会体制,也有未解决的宗教争议和政治问题。这些挑战在随后的继承者统治期间,特别是年幼的爱德华六世和热衷于天主教复辟的玛丽一世时期,演变成更大的动荡。
亨利八世的最后岁月,是英格兰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关键时期。他的改革深化了社会的变革,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和挑战。他试图在传统与革新之间寻求平衡,然而,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最终未能实现长久的稳定。他的统治为英格兰的未来奠定了基础,但也为后来的内战和王朝更替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