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精神科学系荣誉临床副教授、教育统筹委员会委员陈国龄医生——减少正式上课时间 腾出时间慢慢学习和进行辅导 照顾儿童精神健康
亲爱的伟文：
你好吗？好久不见了，上次旧同学聚会时我刚好不在香港，很遗憾错过了见面机会。最近一连串的学童自杀事件，我相信可能勾起了你痛心的回忆，非常感谢你这次同意我将你的个案作为分享，引出学童自杀的问题。
记得十多年前你有一次很紧急地找到我，告诉我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当年你读中二的女儿在家中跳楼自杀。你和太太的情绪都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你们急忙约见我在玛丽医院的私家诊所。当时我也感到震惊，当我见到你时，你告诉我你最担心的是你的妻子。她的情绪极度不稳定，不停地嚎哭，呼吸急促，最后甚至出现了解离的状态。你也向我透露你不知该怎么办，内心非常难过，但你害怕影响到妻子的情绪，所以不敢在她面前表露悲伤和哭泣，只好独自从中环行走到筲箕湾，在后巷里不停地流泪。回到家见到妻子，你什么都不敢说，假装一切如常，因为担心刺激她的情绪！
当时你一直问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说你一直没有给女儿压力要她好好读书，但你不同意她在鎅手后转介到精神科接受治疗，因为你觉得她的情况并不那么严重。这些疑问、不满、内疚以及心中的创伤都是如此巨大，就像这件事情无法结束一样。当时我尽量慢慢分析女儿自杀的原因和后果，这在我们精神科中被称为「心理解剖」（psychological autopsy），这样可以让家人理解当时的情况，减少不必要的自责和内疚，从而更顺利地度过悲伤阶段，减少病态的悲伤或其他精神问题的风险。
最近中大医学院的社区调查报告指出，平均每四个儿童和青少年中就有一个有精神疾病，这个比例相当高。此外，近半数的照顾者不愿意寻求专业的帮助。香港大学的研究提到自杀的原因可以分为四大类，包括家庭问题、学业问题、精神健康和人际关系问题。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我们还需要将因素分为远因、近因（诱发因素和加强因素）来理解个案的前因后果，进行分析。很多时候，抑郁症状未被自己、家人和学校察觉，导致症状不断加剧，情绪低落和负面思维让人感到绝望。当自杀念头从简单的想法变成实际计划，并且无法控制时，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接受治疗可能会改变结局。因此，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专家说自杀不一定要寻求精神科的帮助。很多时候，精神科医生被边缘化为仅仅开药的机器，实际上，精神科医生会进行全面评估，判断病情是否达到临床程度和严重程度，有没有共患病，并制定全面的治疗计划，如药物治疗、社会和心理治疗等，并领导跨专业团队共同合作进行治疗。
最近卫生局提出的应急方法包括三层介入，其中严重和紧急的个案应立即转介到精神科医生门诊。其实，将紧急个案优先分流并留出新症配额给紧急个案一直是医管局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科的常规做法。如果有更多个案，我们希望能够释放更多配额以应对临床上的紧急需求。然而，前线的工作经验让我们明白，配额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很难获得父母同意将紧急个案转介到精神科门诊就诊。这是我们在医教社同心协作计划中遇到的最困难的一步，即使就诊后，父母也常常不接受高度实证和有效的精神科药物治疗，这延误了治疗的机会。最终，当个案严重到需要住院观察和治疗时，父母也拒绝并不合作，不听从医生的建议，签名离院。精神科的负面标签和污蔑化实际上是接触和获得精神科服务的最大障碍。
在精神病的范畴中，大部分个案经过药物和心理治疗后，大约有70%至80%可以有良好进展。大部分成功的个案可以继续正常的生活，一边看医生一边正常工作。这些个案包括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老师等。然而，由于精神病的负面标签，他们避免与同事或朋友提及自己的情况，这使得大众忽略了这些康复良好的大多数案例。然而，对于治疗顽抗的患者来说，情况较为困难，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在发生问题后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这使得他们的伤害行为深入民间，让大家听到精神病这三个字都感到害怕。这对于精神科的标签带有污蔑性，使得患者对于接受治疗产生抗拒。在国外和香港最近都有许多「真人图书馆」（Contact Library）的教育活动，让一般人分享他们的医疗旅程和康复过程，让公众明白精神病大部分能治愈，减少对它的恐惧和负面标签。
公众教育和建立精神健康教育课程也非常重要。在公众层面上，除了提倡沟通的「Shall we Walk」，是否还应该分享「Shall we see the doctor？」和「Shall we take the medication？」。在学校中设立精神健康教育课程，包括了解各种精神疾病的成因、病征和治疗方法，让学生和青少年能够察觉自己的症状，并理解朋友和同辈之间的情况，以相互提醒和支持。同时，还能提供实际体验，让学生亲身体会各种病患者的情况和照顾者所面临的压力等等。从小开始，减少标签。让大家明白大脑也会生病，学会如何寻求帮助和接受治疗。
究竟何故现有这么多学童和青少年自杀个案呢？在疫情期间，学校停课和转为网上学习，使得孩子们失去了实体学习、兴趣培养和社交体验的机会。他们减少了面对成长过程和压力而培养出的抗逆能力，更没有达到重要里程碑的满足感。疫情过后，突然从一年级升到五年级，他们缺乏了这三四年的成长经验，也没有以往与朋辈相处、培养兴趣和面对压力等机会。老师们也因为追赶课程而面临更大的压力，对这些学生来说，压力比平常五年班的学生更大，更不用说他们的学习基础和成长阶段可能只处于三四年班的水平。对于一般能力的学生来说，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容易出现情绪和行为问题。多高危因素的学生和较脆弱的一群会比以往多，因压力诱发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征状更为严重，较容易产生自杀的念头和行为。
我们是否应该暂时改变教育政策和重点？对于分数和升班的要求，是否可以调低？我们是否可以减少正式上课时间，留出更多时间进行慢慢学习和辅导，让孩子们可以逐步追赶上进度？
最后，伟文，相信我们都明白「 No Health without mental health」，没有精神健康就没有真正的健康， 没有生命，也就没有未来、没有一切。你说希望家长、同工可以与我们的学童及年青人一起携手共行，在精神健康的路上迈进。我在此表达衷心感激！
陈国龄
2023年12月16日
